评论家胡恩威最近在《号外》写，香港的文艺发展是「烟花式」的，曾经在香港出现过、存在过的文化艺术作品、人物、事件，都好像没有出现过。

不想记之外还有不想知，失忆症加麻木症，根本没兴趣知道香港曾经拥有什么，更遑论将文化传承编入集体记忆。

郑树森在《中国小说七十年》一文里提到49年以后香港文学的几件事：

一、1956年创办的《文艺新潮》月刊，「在译介现代世界文学﹝尤其是现代主义﹞方面，就遥遥领先」。

二、63年出版刘以鬯的小说《酒徒》，「应是第一部真正实验意识流的中国小说」。

三、西西的小说，探索了当代小说的各种类型题材，而也斯在70年代的魔幻现实主义写作，「在尝试的时间及运用的娴熟，都远比大陆和台湾为先」。

官方话语也常说香港得风气之先，风气主要是指西洋风气，今天的新国粹派民族主义者会喷一句：泱泱文明大国，干嘛要去沾洋人的风气。

19世纪中，有一个叫王韬的清廷通缉犯，逃到香港，住了二十三年，以现在住7年就有居留权的标准，他早该算是香港人了。他1874年在香港创办了中文《循环日报》，是中国第一家由国人独立经办成功的日报 -- 之前香港有洋人启动的中文报刊《香港船头货价纸》﹝后易名《香港中外新报》，由伍廷芳主其事，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黄胜编辑，为第一份铅字排印的中文报﹞、《中外新闻七日报》﹝后改成《华字日报》﹞，及期刊《遐迩贯珍》等。王韬在港期间发表了许多超前见解，论世界大势和中国自强之道，李鸿章之后，他是民间第一个提出变法的，香港学者罗香林甚至认为没有王韬在前，就未必有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运动。

正如香港民政局长何志平说，香港是亚洲最古老的现代城市。香港进入西方现代是在日本之前。据李培德在他编的《日本文化在香港》一书里写，香港在日本现代化早期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例如，1853年日本知识界编印《遐迩贯珍抄本》，就是专门为了翻译香港中文报刊上的信息，59年还改成《官版香港新闻》，广为流传。美国培里的舰队叩日本锁国之门时，翻译全靠随队的香港文人罗森﹝字向乔﹞，以写中文字与日本人沟通，后来日本天皇还聘他为顾问；罗向乔的《日本日记》，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近代日本见闻录，后被翻成英文，收入《培里舰队日本远征记》。明治维新前，日本外交使节七访欧美，都取道香港。日本要铸新银元，工程师经理设备厂房设计皆来自香港，新日币由香港汇丰银行协助流通至亚洲各地。1895年日本侵占台湾，管治方面也有借镜英国人在香港的做法。

不过，香港对新风气的态度，有时候是扭曲的，例如1920年代初殖民地洋官跟国粹遗老遗少连手，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白话文、新文学及新思潮，就是说学西洋可以，但不能学受西洋影响的中国新风气，为此鲁迅27年在香港演讲时曾加以批评。

不想记与不想知，故也不珍惜。李铁夫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留洋的画家，1916年被国际画理学会纳为第一名亚洲人会员，孙中山说他是东亚画坛第一巨擎。出国45年后，1930年至50年大部份时间定居香港，但期间却为贫穷所困，连买画料的钱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