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出生的香港文化人陳冠中，在北京生活的時間，加起來就快有20年。
「霧霾這麼嚴重，為什麼還要在北京？」
「因為這裏是矛盾的中心。」
他說自己是寫作的人，「要活出時代的矛盾」，然後寫下它，這是基本責任。
「活出時代的矛盾」是陳冠中近年常說的一句話，來源於羅蘭．巴特，原文是「我所主張的是充分地活於我之時代的矛盾」（live to the full the contradiction of my time），而引用時，陳冠中把「活於」改成了「活出」（living out the contradiction of our time）。
「活在時代的矛盾並不難，我們每個人都活在裏面，是被動的，不管你願意不願意。難的是把那些未解決的矛盾『活出來』、『寫出來』，這是主動的。」什麼樣的矛盾？陳冠中舉一個例子：「我們寫作，做文化的人，很難同時兼顧三件事。一是理想原則，二是說真話，三是政治的有效性。有些年代，也許能全部兼顧，但有些時代只能兼顧兩個，就不錯了。我們現在，好像又遇到了一個三者無法兼顧的時代。」
既然無法兼顧，知識人的身份必然矛盾，也必須有所取捨。「作為一個寫作者，都不能兼顧的時候，我就只能選擇面對事實真相，說真話。」他以奧威爾舉例，奧氏年輕時參加西班牙共和軍，反抗法西斯勢力，但當他發現斯大林派對共和軍的控制愈發增強，開始打擊、清洗其他人，諸如巴塞隆那無政府主義者時，奧威爾選擇了放棄「政治有效性」，而是寫出真話。「奧威爾的文章，不能在當時英國左翼刊物發表，被認為破壞左翼團結。當時蘇聯發生反人道的行為，而歐洲左翼因為顧及政治有效性，為避免有利於對手，就放棄了公布真相。但今天看來，我們很慶幸奧威爾選擇了說真話而不是一時的政治有效性。」
今天我們是不是又回到了奧威爾面臨的時代？陳冠中沒有給出答案。在57歲那年，他選擇了小說作為最主要的「說真話」的武器，用虛構來講述現實，聽來矛盾，卻是他認為可以最大限度，把複雜、曖昧、模糊的現實，裝在一個文本裏表達出來，給讀者傳遞真實感受的方式。
北京：「只剩下最粗糙的拍馬屁的人」
陳冠中坦言，這些年都住在北京，對香港多了點距離。獲知香港的消息，依賴不定期地回訪，翻牆看新聞，或是朋友從香港來京時，聊天而知。他笑說近年變化之大，令他覺得回看自己此前對香港的分析，已經像是在看「考古」。而北京這些年的變化，也同樣讓陳冠中感到時代的緊張和難解。
「在北京，從2000年到2008年，2008年再到2012年，這兩個階段，和今天這個階段完全不是一回事。大家都說中國是個共產國家，但是2000到2008年我去到北京時，驚訝地發覺，這裏怎麼思想這麼蓬勃，文化這麼盛！那麼多好的報刊，調查報道，思想交鋒，大家都在衝。網站剛開始出現，裡面有各種豐富的交流。出版業興盛，很多我覺得不可能出版的書都出版了。還有各種NGO，獨立製片，『目不暇給』，根本來不及一一去追蹤。」
「很幸運，我在2003年寫出了《波希米亞北京》，那一年我還可以勉強匯集、介紹（北京的文化），但那之後文化發展之快之多，根本不可能再追蹤。再往後，中國再也沒有一個觀景台能夠看清楚了，所有人都缺少了這樣一個觀景台。」
「2008年之後有些不一樣，氣氛有些緊張，但是又出現了很多精彩的東西，比如微博。2009年我寫了《盛世》，那個小說預言2013年的中國什麼聲音都沒有了，當時被很多人批評，他們說你完全忽略了微博，你看我們現在，什麼聲音都有，圍觀改變世界！」
預言小說不幸成真了。到了今天，陳冠中清楚地感受到「過去的那個北京在慢慢消失」。「現在也不是無聲，而是另一種亢奮。當年不管自由派、新左派，不管你是哪個派，都是要有點水平才能說話。現在根本就是一邊倒，就算是拍馬屁，連好的拍馬屁文章都不需要了，品質越差越粗糙的，越會出來。」
香港：「我是一個本土愛港建制民主自治派」
談到香港，陳冠中笑言，自己講的東西會面臨「政治不正確」的風險。
「說到2047吧，現在我覺得有點把討論的框架弄錯了。」在他看來，一國兩制，港人高度自治，實現普選，如果能夠連貫下去，會變成一個好的制度，好的制度是沒道理要一下子斷掉的。「『兩制』未必需要同一化，如果兩個制度都在往好的方向走，那延續機會就都很高，這是一國兩制能延續的最好情況。但如果一個變壞，一個變好，那就會不穩定，如果兩個都變壞，那根本不需要等到2047年，就很難維持下去了。」港人現在的重點是搞好香港這一制，就是貫徹港人高度民主自治。
八十年代中英談判期間，6成香港人支持不要回歸、「維持現狀」，大部分進步知識分子支持「民主回歸」──以民主自治的方式，主權回歸中國，而當年30歲不到、任職《號外》雜誌主編的陳冠中，是少數提出香港應該「命運自決」的代表。回想起來，他認為當時自己的理念接近「城邦自治」，「我同輩大部分學運的朋友都在搞『民主回歸』，我沒有參加……我也曾經主張香港也參與對自身命運的談判，但是被否決了。後來出了聯合聲明，我轉而支持一國兩制。因為我覺得中英聯合聲明裏的內容，也沒有更好選項了，算是比較不壞的。」
30多年過去，香港新一代的年輕人，人人都在談「自決」、「公投」，而在關鍵歷史窗口時主張「自決」的陳冠中則認為，在今天的政治現實裏，「一國兩制」仍是香港未來命運的出口，眼下最重要的問題，仍然是怎麼去做好一國兩制。「怎麼讓港人高度自治落實，實現雙普選？這個是最能走的路，最有法理根據和歷史根基的，也是能說服最多人的。如果說香港正在一個隧道裏，那這是個明擺著的出口。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的政治階層，未必想要往這裏走。現在空間很小，隧道很狹窄，但在這麼窄的空間裏，大家已經打起來了。」
陳冠中說，「建制」、「泛民」，「本土」這些既有的媒體標籤，極大地限制了公民對政治立場的理解和選擇。「誰可以佔領這些詞呢？這些標籤都是新聞界的偷懶做法。」他舉例形容自己的政治立場，是「本土愛港建制民主自治派」，而對當下政治二元對立的劃分和衝突，陳冠中感到頗為無奈。他形容香港的出路，在於建制派扮演他們應該做的「建制」責任：
「我曾經在《香港01》上寫文章說過，建制派『背叛』了香港。本來，他們是應該以高度自治一國兩制作為建制的基礎的。但他們背棄了這個。香港的建制派不去代表香港，這是最不幸的。2003年之後，他們變成了一個管制聯盟，希望完全替代對手，什麼票債票償，徹底消滅對手──可是在香港制度下，非建制派是無法消滅的，這邊不是中國大陸，你必須要承認對手在政治領域的角色。」
可是建制派又有什麼動力去「改變」？陳冠中意味深長地講到「狐假虎威」的故事，「香港大部分時間都是狐狸在叫，但是老虎是隨時可以變的。大家現在會很沒信心，覺得中間道路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每個社會都永遠需要硬朗的雞蛋，為公平正義訴求努力，理性和平非暴力地持續抗爭。世態無常，我擔保，老虎一變，狐狸會一下子全部轉變。」
「政治階層的責任是提供一個政治方案，幫社會去理順很多問題。」儘管強調政治解決和回歸基本法，在今天的香港越來越困難，但陳冠中仍然強調這些方式的重要。他反對脫離基本法的框架去解決問題：「基本法是經過80年代整一個時代的討論凝結出來的，不幸在1989之後才定案，但不幸中的大幸是，它基本保留了80年代的整個討論。這一紙基本法，保障了香港過去20年，雖然今天我們發現，字眼上的確有些陷阱，但是我一直還是覺得，我們可以在基本法的框架裏做事。這是我到今天都有的立場。如果要打開修改基本法的這個潘多拉盒子，連這一紙都保不住，香港會有無窮風險。」
文學：「我不再寫三部曲了」
陳冠中對下一部作品守口如瓶：「下一本小說，我有很多想法。但小說創作的過程很神秘，就算開始了，也未必能完成。完成就是一個奇跡。所以現在想法很多，但是不能跟你們分享。」
他還會書寫香港嗎？沒有答案。
「還好我寫的香港，是香港嬰兒潮世代的三部曲。而這一代人，我相信真的應該退場了……現在的香港，應該是年輕人上場的新三部曲了。第一部曲從占中可能已經開始，End of a Beginning。這真的是很明顯的替代，和十年前完全不同了。」
70年代，陳冠中從批評和散文開始了自己的文學生涯，直到近年來，他才專攻純小說的創作。小說書寫是否會幫助他超越所在的地域，在世界文學的範疇內確立意義？他打趣說，其實主要是自己個人的「衝動，滿足，腦洞」。但另一方面，小說家陳冠中，也在用這種體裁書寫自己試圖說出的東西，講真話，只不過這裡的語言，會更加多視角、多隱喻，這也許正適用於他觀察到的，無法再一眼看透的中國。
「有人說中國的現實像一個魔方一樣，魔方都沒有歸位，這樣一個三維的東西，你該如何描述它呢？魔方中間有個軸，大家都知道黨，只能是它。但是這之外，外面還有一堆東西。可能只有小說，能夠把人們帶進這樣一種狀態。所以我57歲那年，決定要做個小說家。」
「我在80年代為《城市筆記》系列寫的總序，最後一句是『寫下與活出時代的矛盾』，活在時代的矛盾很容易，但『活出時代的矛盾』不容易。對有些聽眾，我會說，你既要有根，也要有翼，如何既要有根，也要有翼？或者說，既本土又世界？我覺得上一代或許被迫要在這裡面選一個，但是下一代一定可以活出這個矛盾。」
兩岸三地：我們在被控制，卻不是1984
在中港台三地遊走的切身經歷讓陳冠中感到，要兩岸三地相互理解，實在極為困難。
「在北京，很多人一看到我，就要跟我討論『香港問題』。但他們說完之後，當我正要開始解釋，他們就又會接著說一大堆『香港不行了』之類的話，根本不聽我說。我說你們答案都有了，還問我幹什麼呢？」
每當這種時候，陳冠中只好反過來反駁大陸朋友：「別操心香港了，快擔心一下內地經濟下滑啊，山西煤礦，河北鋼鐵，東北老工業的較單一產業城市，這才是真的完蛋了！」他說，實際上這些朋友都是比較開明的，都是善意地討論香港問題，但是問出來的問題，就往往和《環球時報 》的論述沒什麼區別──「真的不要小看媒體控制，效果真的非常明顯」。
而這種控制最厲害的一點，是讓人以為自己什麼都知道。陳冠中形容，這正好是奧威爾在《1984》中所描述的情景的反面，不是匱乏，而是過剩，是「abundance」。
「今天中國不是匱乏，而是『太多』。書店有很多書，影視作品也很多，五花八門的資訊也非常多，但是，你不知道什麼東西不見了。我們的年輕朋友很聰明，以為自己什麼都看得到，真以為自己能翻牆，能通天，什麼都知道。在今天你真的很難告訴大陸朋友『你們知道的東西是不對的』。」
真實的香港就是在這樣「太多」的世界裏「不見了」的一個點。
「中國的確在走向原子化，家族化，部落化。香港也類似，整個世界都是。人越來越活在自己的圈子裏、部落裏，各個部落關心的命題完全不一樣，問題意識也是不一樣的，他們聽不見彼此。比如知識分子很悲觀，但不見得很多人都是很悲觀的──城市創業的年輕人就很亢奮，儒家也很亢奮，但是自由派很悲觀……真的是雞同鴨講。」
部落化的時代，陳冠中仍然相信香港有自己的武器：公共性。「部落化是可以跨境的，全球化的。逝去的是公共性。大陸這一點特別明顯。香港好的，有希望的地方，恰恰是公共性重新出現，而大陸是沒有公共性的討論了，政府不想大家有。」
香港人這些年爆發的公共性，令他在悲觀的年代感受到希望：「我記得前年去一個『文藝復興夏令營』，八十幾個藝術家都要跟我談政治，我們那一代的藝術家，哪有談政治的？」
記者 嚴薔 發自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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