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办了《号外》杂志。

当时我对香港的期刊经营一无所知，如果事前做点市场调研，或咨询一下行内人，可能就会打消做杂志的念头。

当时美国的大城市有些另类周报，带着抗衡文化遗风，如波士顿的The Boston Phoenix，The Real Paper、及纽约出名的《村声》，一边论世界大事，爆市政丑闻，一边谈文学、电影、音乐和城市生活，姿态上左倾、酷、没大没小。我心想，那不就是以前《中国学生周报》的大学毕业生版，加上《70年代双周刊》的后革命版？美国有这玩意，香港也可以有，而且，我好像也能编。

我惟一咨询的是中学同学邓小宇，我在香港念书时之所以会去看欧洲艺术片、读宝琳'姬尔的影评及苏珊·桑塔格的《反对阐释》，听Carly Simon、Cat Stevens及Don McLean、大三那年竟用平邮订阅了一年《纽约客》和《村声》，都是因为邓小宇提点或暗示过。对于美东大学毕业的精英该有什么文化装备与坎普品味，我完全相信他。

他好像也挺感兴趣。这样，《号外》就注定要做了。他找了一群朋友到我家开会，除了好朋友舞者黎海宁外，还包括歌星陈秋霞、本地时装设计师马伟明门市店的经理雷蒙等 -- 只开过一次会，谈什么、为什么是这群人，都记不得。

然后邓小宇把我介绍给更年轻的平面设计师黄锦泉，我们就免费在黄锦泉的《意得企划》设计公司编第一期，黄锦泉还下场义务劳动替我们排版。

但我需要一个全职的美工。那候时我替刘迺强的《工贸双周》撰文赚稿费，编辑是我的书店伙伴黎则奋，而刘迺强是我大学的一年级统计学导师，我曾到访他们的编辑部，因而认识了美编胡君毅，黎则奋说胡君毅想不干，我说正好我要找人。

胡君毅是个奇葩，他长年航海，精读《花花公子》、《阁楼》及占士邦系列原文小说，上岸后替英文《南华早报》画政治讽刺漫画，是天赐给邓小宇和我的互补。

就这样，三人坐上一船，乐呼呼的编起杂志来，信心爆栅的用各种笔名写出大堆文章，奠定了后来所谓号外文字风格，惹来卫道之士的臭骂。

当时我挂出版人，胡君毅挂总编辑，为什么？因为政府规定，办杂志要豋记一个出版人、一个总编辑的名字，以便有诉讼时知道应该告谁。当时邓小宇是业余兼义务，我是老板，员工只有一个胡君毅，我做了出版人，胡只得当总编辑了。后来没钱出工资给胡，反而叫胡和邓投钱进来做了第一批小股东。

因为学《村声》，最初是8开报纸印刷的周报，又因为是另类报纸，我建议叫《号外》，邓小宇说好名字，遂定案。英文刊名叫The Tabloid，即小报，第6期改成16开月刊时才改名City。

第一期印竣后，预先谈好的报刊发行商一看到那副寒酸样子，食言不愿发行。折腾一番后，做进口英文书生意的余先生够仗义，以他的欧美书业公司替我们越行发给报贩。第6期后才说服到正式杂志发行商处理报摊流通。

当时我无知到自以为是个正常的香港年轻人，以为我的口味就算不是大众也应该跟很多人相似，第一期印了一万份，大概发行了一、两千份，卖掉两、三百份。剩下的，由出版人与总编辑亲自用手推车送去废纸店。还好，那时候湾仔横街后巷还有收废纸的门面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