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新的海运大厦落成，是当时香港最大的商场，象征着时尚、洋气的新时代，内有112家商店，1200个停车位，另有中西餐馆酒吧，包括在商场中庭，仿法式路边咖啡座模样的Maxim美心餐厅。

在另一个角落，有一个卖饮料的空间，叫巴西咖啡﹝Café do Brazil﹞，顾名思义，卖的主要是咖啡，称它为空间，因为它是在那个没有星巴克年代的一个类似今天星巴克的场域，所谓家庭与职场以外的「第三空间」。在60年代中，白天谁有闲去泡咖啡馆？大概是有闲太太们、影人、偷闲跑街经纪，和自由职业的文化人，巴西咖啡大概比较吸引后两种人，这造就了文化小圈子里的巴西咖啡传奇。

用今天的眼光，很难想象大商场里的一家开放式咖啡店对60年代文化人的吸引。甚至到70年代末，大家都已觉得难以理解。据魏绍恩78年11月在《号外》的目击报导，从国外回来的音乐家林敏怡，首次来到巴西咖啡，当场失望的叫出来：哈，乜呢度就系巴西？名气与实相的落差太大，林敏怡立即说《号外》应该做一次专题大肆抨击之，在场的摄影家梁家泰建议来个公开设计比赛替它重新装修。

当时的巴西咖啡已经重装修﹝「低格调的美心」，魏绍恩说﹞，所以特别没劲，不过，原本的装璜虽胜过新装修，却不是文化人光顾它的理由。对当时的新文化人来说，泡咖啡馆是有别于老文人泡的茶楼、浴池、舞厅、豉油西餐馆，或洋人的酒吧；对左倾或波希米亚青年来说，在半岛酒店、浅水湾酒店、中环告罗士打行喝高档咖啡，显得太布亚乔亚了，而且有点局促。海运大厦像公共空间，人人可进，包括穿牛仔裤或长发者，所以心情不一样。当美心的faux法式装璜跟抽Gitanes烟的文化青年发生基本美学衡突的时候，难得在不起眼的巴西咖啡，喝一杯饮料可以坐半天，那些有长时间不进食本事的文化青年，遂别无选择的在此生根。

巴西传奇是莫国泉、冯若汉这些「固定摆设」用屁股坐出来的，日子有功，产生聚众效应，于是，关怀远就会踫到吴仲贤，而吴仲贤是个不可能不搞事的人，终有一天会在那里跟关怀远说起办《70年代》双周刊，而关怀远就在那里决定加入该刊，如此这般后世就有故事了。

那年代的文化青年都在66年看过、甚至爱恋过法国电影《男欢女爱》，记得里面的桑巴舞曲配乐，本来大家只知道巴西是个会踢足球的亚非拉国家，盛产咖啡，现在多了这么美丽的音乐，巴西两字也变得挺酷。

当然，如果巴西不是在海运，就不会有这场跟当代文化人的奇缘。

社会学家吕大乐曾在英文《香港的商场化》一文罗列海运大厦对婴儿潮一代的象征意义，那代的名家由陆离到丘世文都写过海运大厦，它大概是当时最性感的场域。

海运大厦还有一个实际功能：它是远洋客轮泊岸的地方。那时候，哪个青年不想坐火轮走去外面世界看看。当时有所谓海上大学如《宇宙学府》，访港时泊在海运，我还上船参观过、憧憬过。若论我同代人的集体记忆，海运大厦是接近天星码头等级的。

我小时候跟父亲去告罗士打吃下午点心，到大学自主活动力更强的时候，就去希尔顿酒店、怡东酒店及新开在海运大厦旁边的香港酒店喝咖啡，竟错过了巴西咖啡的经典十年，待做了《号外》后才去那里朝圣，反应就跟林敏怡一样。

或许香港文化人从来没有一个共同泡点，从来是四散的，在大会堂低座、艺术中心、外国记者协会、艺穗会、酒店咖啡室……我猜想蔡浩泉、昆南、石琪或叶辉说不定后来宁愿呆在不知名的街坊茶餐厅 -- 那是另一种美学选择。如果一定要举出类似巴西咖啡那样带点传奇色彩的文化人第三空间，之前该是太子道的咖啡屋，多年后是兰桂坊区荣华里的64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