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0年代中，香港中环写字楼区的午膳时间，最拥挤的地方不是餐馆，而是两家时装店：天龙、Suzuya。它们的共同点是日本时装，但不是当季大名牌，而是上季尾货及中价货，正适合广大女白领的经济条件。天龙的老板徐龙对《号外》说：「日本人消化了法国人，亚洲人尺码较小，完全靠法国样子，结果是衣裳看得见，人看不见了」。

香港最早的设计师专卖场是Hanae Mori森英惠的店，位于海运大厦与香港酒店的交接点。她是日本设计师中最早在美国闯出名堂的，不过她的香港店也只卖季尾货。

这种情况不可能延续太久。一群日本设计师在本国和欧美积累多年后，几乎同期在70年代大放异彩，关西的山本宽斋在伦敦、以「森林日本仔」为牌子的Kenzo高田贤三在巴黎，率先办时装表演而成为宠儿，紧贴登上世界舞台的是三宅一生、山本耀司、川久保玲。

香港的有钱时装发烧友当然不甘心守候到季尾甚至翌年才买今季的日货。Joyce开始悄悄引进几只日本牌子放在欧洲货旁边。另外，Allan Cheng和Doris Fung 夫妇跳脱商业闹区，在尖沙咀柯士甸道开了Pink House，专卖当季日本名牌时装。

《号外》似也特别钟爱这股日流。钱玛莉77年开始写的连载故事，名字叫《穿Kenzo的女人》，时装设计师首次上了中文小说名号；杨凡赴纽约拍摄78年秋季三宅一生在美国的大秀，地点是Studio 54迪斯科，也是继日本大阪后，美国本土第一次的全非洲裔女模特儿演出。我相信当时许多本地时装人也觉得兴奋，如果日本设计师可以在欧美出头，其它亚洲人假以时日也有机会。

我的第一件日本时装 -- Bigi的衬衫 -- 是79年在Pink House买的，之前没想过自己会花接近欧洲名牌的钱去买日本货，鼓励我尝试的是那家店的经理梁裕生。到了80年代，香港已完全爱上日本设计，明星也穿日本衫，娱乐圈特别火的是由Irene Lau与Ricky Sasaki带来香港的Matsuda。

梁裕生的兼职是《号外》的时装编辑。他在加拿大学时装，78年回香港。之前，我和邓小宇都觉得时装大潮山雨欲来，作为城市杂志我们不能不写它，但作者难求，惟有自己执笔，并叫亦舒、白若华、白韵琴帮忙写点带到时装的文章，换取时间以物色作者。

梁裕生行家出手，78年11月无畏的写了《下一个十年的时装》一文，开宗明义说：「今年冬季的尖端时装，将会有一个革新的转变，因为1978年是70年代的结尾」，当时流行的无结构垂膊潮流将逐渐淡出，结构又回潮了，其中最大特色，是倒转三角形的宽膊，他预言般说：「所有衣服组合，将会全部或局部依照这形状，倒三角型平的上边，将特别被夸张，大部份衣服的肩头，由大衣、上装至T shirt，都会看到一层层的肩头垫，把肩头的阔度加上一至两吋之多」。文章在10月初交到我手，同月稍后的巴黎成衣展确证了这个大趋势，Kenzo、Claude Montana皆把垫膊扩到极致，加上Gianni Versace和Giorgio Armani，引来随后十多年的大膊头潮流，任何资深时装幸存者大概都忘不了这段不可思议的穿衣史。

从梁裕生任时装编辑开始，《号外》正式买了入场卷，参与推进方兴未艾的香港时装纪元。

当时，欧洲设计师掀起了第一波中国风格热，不过在中国大陆，时装另有它的轨迹，女生由烫头转短发、由穿红色衫裤改成高领羊毛衫及的确良白裙子。没什么人注意到，81年11月，一名住在法国的中国女人，从巴黎去北京，路经香港停留了几天，杨凡和邓小宇在这边接待她。这名持中国护照的女人叫宋怀桂，回北京是为了筹备皮亚卡丹的时装表演，因为想省钱，模特儿除了两个是美国来的，其它全要在北京找，踫巧遇上「李爽事件」，中法关系有点紧张，法方工作人员签证迟迟拿不到，宋怀桂遂叫杨凡和邓小宇赴北京替她打气，助她挑选并在演出前两天培训部份第一次上天桥的新中国模特儿。这次北京饭店的演出，将来的中国时装史定会记上一笔。四分一个世纪后，这回轮到我们等着看大陆时装设计师在巴黎、纽约的表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