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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说1941年香港人口已到了160万，但经过了三年另八个月的日治，到45年香港又只剩下60万人。

不过，下一个人口的涨潮更猛烈。除了回流外，更多新移民涌进香港。到了1950年，香港人口已超过220万人，光是49年就来了超过80万人。

这是个事实：历来很多移民都是为了逃避大陆的动乱而来到这个相对法治自由安定的殖民地，然后求发展。故此，说法治、自由、安定、繁荣为香港人主观上最核心的传统价值是可以成立的。

这一轮移民潮的另一个事实是：新移民中，很多人是因为大陆政权的易手，或者说白一点是为了逃共产党而来到香港的。这大概是中共建党以来，第一次有大量的内地人为了避共逃到香港来，49年之前的土改还不见得太多地主富农逃到香港，但土改的残酷大概吓怕了很多人。这些香港新移民在对中共的态度上，故此较接近同期迁台湾的外省人新移民，而跟在南洋多年的华侨有很大差别 -- 后者往往反而较亲近「新中国」。

因为大陆人大量涌至，殖民地政府放弃了实行超过一百年的政策，即华人不管是大陆人还是香港居民都可以自由往返香港与大陆的政策。1951年殖民地首次设立了边界，没有合法签证的大陆人不得进入香港。

不过殖民地还留了一条，就是成功偷渡入境的大陆人，只要不被抓到，到达市区后就可以在香港居留。这叫抵垒政策，取意垒球赛中跑至下一垒时只要及时触垒就可过关。因此，很多大陆人偷渡来港，有些冒险从广东游泳到香港。

62年大陆三年灾害后期，大批广东及十二个邻近地区的大陆人，漫山遍野的跨境从陆路涌入香港，当时许多香港居民热泪盈眶的带着干粮饮料到边界去接济他们，甚至引领他们到市区，而殖民地政府抓到他们递解回大陆前，也会给他们吃一顿热饭。中文报章一般称之为难民潮，香港居民当时把这些同胞称为难民、难胞，而不是非法移民。大概许多香港居民那时候还记得自已也曾是移民。

这个心态不到20年后已经改变。大陆文革结束后，在1977年至1980年，又有40万大陆人涌入香港，殖民地政府遂在80年取消抵垒政策，以后不管他们到了香港的甚么地方都将是即捕即解回大陆。

自此在自我意识越来越强的香港居民眼中，大陆来客再不是难胞，而是非法移民、新移民。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居民给了大陆来的新移民一个别称叫阿灿 -- 阿灿是当时一出收视颇高的港产电视连续剧里，一名行为好笑的大陆客的名字。

这时期香港人口500多万，居民的分别心和对香港的归属感也增强了，以「香港人」自居，以别于大陆人及其它地方的人。下文会再谈到这点。

在70年代末有一个移民群体，在香港的论述中常被忽略。他们曾是东南亚或北美澳纽的华侨，50年代为了爱国回了中国参加建设或求学，文革期间吃尽苦头，文革后容许他们带着家人离开中国，先到香港，等待签证，但是他们之中有一大部份发觉原居国家不让他们回去，惟有在香港定居。他们很多受过高等教育，但学历在香港不被承认，只好屈就，进入工厂，担任技工或中层管理，充实了香港工业的技术含量。到中国改革开放，他们有一部份凭多年在大陆建立的关系，转营中国贸易。这个群体对香港80年代的经济发展，是有很大贡献的。不过，我们比较多谈到49年前后那一代移民的重要性，较少突出62年难民潮和70年代末移民群体对香港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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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49年后香港文化和社会心态的新发展前，我想先简单的说一下当时世界与中国的新局面。

香港是新局面的受益者，这是时运，也是因为它所占的微妙位置，让它竟能在冷战期间左右逢源。

二战结束，香港与英国一样，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由布雷顿森林协议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新秩序。香港首先恢复的是中介中国与世界贸易的转口港角色，

但朝鲜战争爆发，冷战加剧，中国遭禁运，香港转口贸易亦受冲击。幸好，二战后制造业全球分工的第一波刚好开动，香港得以分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移出来的部份低附加价值、劳力密集的轻工业，因为当时香港有的是廉价劳工，该几年间的人口暴升成了优势。

这里要补充一点，就是当时全世界拥有丰富廉价劳工资源的发展中地区很多，但大多数地区并没有挤上头班车，只有极少数地区能靠着这个二战后第一波全球分工，以加工和低价制成品出口而脱贫。这里面原因太复杂，我想说的是香港虽然踫上这个机遇，成功也不是必然的，当时全球分工和世界贸易的规模远没有现在大，僧多粥少，订单很可能过门而不入，谁都不会无故施舍给香港人。这时候香港人很努力抓紧了现在看起来是当时惟一能让这样的地方在一代内集体脱贫的机会。

香港不像其它一些未发展地区有自然资源可开采，，也不能依赖农作物的种植出口业，只能靠劳动密集而且带竞争性的小制造业及小服务业。加上当年殖民地政府没有扶助工业的政策，也不提供生活保障，而社会福利更是杯水车薪，遂形成一种全民工作观，人人要自力更生，人人要开工搵食，社会大众视努力工作甚至辛苦创业为天经地义的事情。二战前的工商业基础、华人的刻苦耐劳、广东人敢为天下先的风气、上海调教出来的外省人的经营工夫、移民资本家的资金，在艰苦的50年代都被派上用场，后来被认为代表香港性格的创业精神及can-do﹝搞掂﹞精神大概是因为当年这种经济形态而被激发出来的。

同时在朝鲜战争时期，香港及澳门的一些走私客，将禁运物资偷运回大陆，参与走私者除了现在知名的爱国商人外，还有在商言商的商人，包括49年前后为了避共刚从大陆转移到香港的上海商人。这大概也是香港商人的特征 -- 意识形态上充满弹性。

香港在冷战期间，虽然总的来说站在美国为首的一方，不过，隔在冷战另一方的中国大陆方面并没有因此惩罚香港人。它一直向香港供应日常必需品，而且价格相对于其它进口货是低廉的。如果没有大陆的低廉食品和后来的饮用水供应，香港是无以为继的。就算在内地最困难和动乱的时期中国也没有中断向香港供应必需品。

直到文革前，中共对香港的工作，在周恩来、陈毅、廖承志等的领导下，一路以来都很务实，不单不尝试收回香港，还尽量不生事或替殖民地政府添乱，并以福利主义的工会舒缓工人的阶级诉求，甚至中共在港的宣传口，宣传的也只是民族情感式的爱国，而不是反殖或阶级斗争，好让香港自寻在资本主义世界内的致富之路 -- 在让香港先富起来这一点上，当时的大陆只能帮上间接而不是直接的忙。

这都是香港繁荣安定的大背景，虽然香港人太习以为常反而往往遗忘了。设想如果大陆对港政策是由四人帮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主导，覆巢之下无完卵，香港也不会有好日子过。

所以，就算在回归后，67年的社会骚动，即香港左派所说的「反英抗暴」，仍是不该受肯定的。骚动虽以劳资纠纷开始，反映了累积的民怨，但为什么之前及之后的这么多次重大工潮，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在香港以新华社香港分社名义﹞及「左派」不把事件升级，而只有在67年才总动员跟殖民地政府作誓不两立的对抗？因为那是文革的溢界 -- 本地左派基层受文革鼓动，在港领导怕自己表现不够积极，中央文革小组暂夺了周、陈、廖中央外办的权并传递了误导性的鼓励信号给香港左派。用长期在港做宣传工作的前《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的话：「那是一场反英反资反港，害人害己害民的大灾祸……其源盖出于北京，来自林彪与「四人帮」……我们香港中共党人也有自己左的错误思想和私心杂念，对这场灾祸也负有直接的责任」。

争取工人合理权益与「打倒港英政府」是两个层面的事，香港左派实在不宜用前者来替67年的极端路线开脱。

现在大陆有些新毛派，一直在找理由肯定文革，他们因此也会试图肯定67年的「反英抗暴」。不过，以打倒殖民地政府为目标的「反英抗暴」确不是周恩来、陈毅、廖承志等老一代共产党人的香港政策，也偏离了香港左派的长期工作取向。

今天，如果香港左派要自我肯定在49年至回归前对殖民地香港繁荣安定的贡献，就不能同时肯定「反英抗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