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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华人占人口百分九十五以上，而其中广东人又占绝大多数，因此外省居民的第二代皆必须学会说流利粤语。除英语系的文化外，其它少数民族的文化在香港是存在却不在主流社会的视野里的。这个粤语族群的独大性有两个效果：一、大部份港人对族群问题不敏感也缺乏理解的兴趣，不像新加坡、马来西亚甚至台湾；二、获大多数人认同的本土文化主体性较容易冒现。

为了方便讨论，我们这里做个小总结，就是到了1950年代，香港至少已并存着八个可识辨的文化系统或亚系统，是一个多文化而不是单文化的局面，也可说都是当时香港的本土文化资源：

一、中国传统文化。

二、广东地方传统文化。

三、广东以外各省地方传统文化。

四、民国新文化，包括各种已经由中国人过滤后的现代性思想，以及民国时期国民的新生活形态、新价值观和新文艺，不过在49年后的香港，丰盛的民国新文化往往被偏颇的体会成上海都会摩登文化。

五、中共的党国文化，当时除了左派外，一般人接触不多。回归后这方面的认知会加深。

六、英国殖民地文化，特别是在体制、法律、精英的心态及教育方面。

七、世界各地文化，以西方文化为主，向英语系国家倾斜，二战后以美国马首是瞻，意识形态跟随美英主流，消费和流行文化方面后来旁及法意德日等发达国家。另外还有南洋、南亚(包括尼泊尔) 、俄罗斯等少数族裔以及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佛教的文化。80年代香港变身为世界金融资本主义的节点，许多精英份子成了企业管理人，并接受了列根戴卓尔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加上国际化的消费及大都会生活方法，在许多富裕香港人的意识中，香港的资本主义性格、企业性格、国际性格及城市性格比它的殖民地性格更突出。

八、杂种的本土文化。这已超过了上述文化的多元并列或浅度观摩交流，而是带着创造性毁灭的、混血的、自主创新的新品种、新传承。杂种本土化是以香港为主体，把上述七个系统的文化拿来揉杂的一个创新生产过程。

60和70年代的香港青年，只要稍为注意一下市面，就很容易看到上述各个文化系统的存在，甚至是在向他们招手。他们文化的胃口已经很混杂，只差一个可依傍的主体性。他们先是不甘寂寞，在文化消费上要与欧美新潮同步，然后有些人不甘只做文化消费者，更想成为生产者，于是自己动手动脑，那怕初衷只是模仿，但因为土法炼钢般加入了本土元素，一个杂种的本土产品就出现了，就算一时间不能登大雅之堂，却引起心态相近的年轻人的竞相加入生产行列，强化了本土特色，持续发展下竟形成市场，并产生移风易俗的效应，加深了港人的身份认同，本身成为一支可识辨的、有主体性的杂种本土文化系统，被称为港式、港味、港产，或直称为香港文化。

这一波的在香港制造的文化用的是港式粤语。

所谓港式粤语，口语包括港腔广府方言，新的俚语流行语，以及夹在粤语句法里的英语单词断句。书面语则由旧三及第﹝白话文、文言文、粤语方言﹞转向新三及第﹝仍带文言风的白话文为主构，加上粤语词句，偶然出现英文﹞。

49年后香港在英美文化与国语文化的冲击下，粤语的文化产业一度颇为低迷。1971年香港只拍了一出粤语片，72年完全停拍，73年也只有一出《七十二家房客》是粤语的，谁知道该片成为票房冠军，粤语片一下子复活，港产片在原产地香港从此是说粤语的。

类似情况发生在流行乐坛，在60年代英美流行曲及国语歌压倒粤语歌，但到70年代几年间港式粤语流行曲已完全替代了港产国语歌，并在流行程度上远超过英美流行曲。电视方面，60年代有中文电视之初，港人爱看配了粤语的美日影集，70年代初还看台湾进口的古装连续剧，但到76年后，中文台黄金时段大都是粤语的港产节目，特别是粤语连续剧。

80年代的粤语流行曲很能说明情况。当时很多流行曲的原曲是日本的流行曲，改编的是居港的外籍编曲家，乐手混音师是菲律宾音乐人，中文歌词的填词者故然是香港华人，但他们除部份作品纯以方言俚语入词外，更多是用较雅的三及第书面语填词，而歌手以华人占多数，其中不少是从唱英文歌、国语歌转到唱粤语歌的。这是典型的杂种本土产品，多方挪用混合，却有很强的主体性，成就了本土的文化身份。现在世人一般所说的香港文化，可说是这一轮杂种本土化的结果。

大城市一定也是进口强势文化的消费地，但光是消费是建立不了自己鲜明的特色文化的，一个消费城市要跨越成为创新型生产﹝不是加工﹞城市，它才可能建立自己的文化身份。而一个后发大城市要有自己的创新型文化产业，就免不了一场杂种化加上本土化的过程，或叫自主创新。

香港的杂种本土化由来已久，见诸大排档奶茶和30年代的西装粤剧。49年后，香港也是国际和国语文化的消费城市，然后才出现本土化或应该说是再度本土化的现象。因为有了婴儿潮这股本土生力大军，这次再度本土化大潮规模比以前任何阶段更大。

无可避免的是，后发大城市的再度本土化，一定是要混杂多方文化的，故称之为杂种，意思是这些新本土品种是不能还原为源头的「纯种」的，还原就是文化能量的流失，文化身份的磨损，也是这个新文化品种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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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安排，决定性的影响了近20多年的香港发展，而回归前后的情况，本书另有多篇文章谈到，大家也比较熟悉，这里不谈了。

只说一点文化状况。

由婴儿潮到今天，香港又多了两代土生土长的人。香港人一方面本土性更强，更认同香港，更有当家作主的意愿及行动力，对本土的物质与非物质遗产都更加珍惜。

另方面，港人也对大陆更开放，所以普通话日趋普及，并对说普通话人士的态度比前友善。80年代及以后来到香港的大陆移民，再次丰富充实了香港文化内的大陆成份，有点像回到国语占一席位的50年代情况。

回顾上文我们谈到，香港民间因为没有受到民国新文化运动和49年后唯物史观以至文革的强力冲击，某些方面比大陆保留了更多中国传统的元素，特别是社会习俗、语文及民间「小传统」。譬如说，香港的黑社会就比大陆更有传承。

49年后，由于实质和心理边界的出现，香港年轻人对大陆的风土历史地理的认识，就不如上一代或同龄的大陆人。

同时，大陆的党国文化，回归前也不是多数港人熟悉的。

党国文化在中国共产党接受斯大林第三国际指导的一刻就开始了，并在各革命根据地发酵，到延安整风后又更成型，到49年后，通过政权成为全国性的普及文化，大陆人将党国文化的制度化实现简称为体制、又称它的衍生状况为国情，里面有制式化的行为模式、自成一套的话语套句、不容挑战的近代史论述、不可逾越的意识形态禁区，和大量的潜规则。这文化虽深受苏联影响，后来也发展了中国的特色，可说是一种由官方推动的大陆新杂种本土文化，不能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民国新文化。党国文化有很强的持续性，到改革开放后30年的今天并没有中断，但确也在不断的演变。

这个大陆党国文化曾经只是香港左派的文化，回归后获得更大的伸展空间，在特区的政界、商界与专业界如律师界已看到比较明显的体现。

回归后 -- 特别是曾荫权当特首后，大陆政府对香港政府的影响力之大，是香港自1841年以来没有过的。

近年，特区政府也像20年代的殖民地政府，主动宣扬中国文化。但到底它是在叫新一代人多学习大陆风土历史地理常识，还是想让香港人接受大陆的党国文化，又或是希望港人重拾本来也不缺的传统文化呢？传统文化到底是指鲁迅等五四一代人所批评的中国老调子，还是具当代甚至普世意义的中华价值，又或是精微的雅文化、养生术、生活艺术，抑或是强调中国特殊论的文明沙文主义？

20年代的殖民地政府提倡中国国故，是为了抗衡民国新文化新风气，故此是带着愚民性质的。现在特区政府在要求港人多承接中国文化的时候，要有更大的气度，既学习也批判传统文化及党国文化，同时包纳大陆民间的各种新思维、新文化，这样才对得起这个有一百多年自由传统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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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的论述，大家或许会对香港的发展多了一些想法。我比较多说了一些历史转折点、一些影响深远的政治决策及人口的变迁，为了让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社会文化的特殊性，并指出香港人以及香港归属感、香港意识、香港身份、香港文化等说法是这几十年才有的，可以说是带着历史的偶然性的。

不过，「香港人」这个身份一旦出现后，以后的香港发展就必须正视它的存在、尊重它的意愿。

49年前，一般香港居民也有多个身份，国族的﹝中国人﹞、省籍的﹝广东人﹞、地籍的﹝佛山人﹞，甚至乡籍的，并有宗亲氏族的身份、行业身份、街坊身份，以至阶级身份、政党身份等等。

他们进出香港大陆，往往反而并不以香港人自居。

49年后，很多人把国与族拆开，不认国籍﹝中国人﹞，只认族籍﹝中华民族、华人、华裔﹞，其它身份照认不误。

他们在香港留下来，并渐渐以香港人自居。

回归后，国与族再归一，然而香港人的身份仍明明白白的存在。

这是事实，不是问题。

在复杂的当代世界，身份不应是非此即彼的，一定要找到共存共荣之道，即英国政治学家戴维‧赫德所说的「多层次多方向的公民身份」。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个西欧城市人，既有所属城区的选举权、市的选举权、省的选举权、国会与国家首长的选举权，并有跨国欧洲议会的选举权，而她所属的社会党本身是国际社会党组织的成员，可以通过影响自己的党去影响国际事务，另外她还是本国律师工会成员，也是总部在比利时的无国界律师组织的义工，正在替刚果内战的妇女受害者提集体诉讼，而她自己正职则是替一家外资企业打工，常出差BRIC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

并不是只有城邦才有公民，这在古希腊已有人提出，而有国家才有公民的观念则更是后来才建构出来的。现在的趋势是公民身份同时往更微观的身份及更宏观的身份扩展，每个现代人都会有很多身份，多层次多方向的分属多个社群，公民身份不应被任何一个社群所垄断，反而应在每个社群内发扬公民权、履行公民义务。

身份问题曾给香港人带来困扰，但大家都应有足够智慧，拒绝有你没我、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让多层次多方向的公民身份共存共荣。这次我的很选择性的香港社会文化史论述，就在这里打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