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生活的基本条件﹝书评﹞-陈冠中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善的脆弱性 -- 古希腊悲剧和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

【美】玛莎‧纳斯鲍姆着

徐向东陆萌译

译林出版社

2007年9月第一版

828页 55﹒00元

让我们回到任何愿意思考的人都可能会问的问题：什么是好的生活，或人类生活的基本条件是什么？我认为，近年能够就这个大题目作出有影响力的新构想，并提供一套有说服力的哲学辩解，受到学术界、公民社会和国际发展机构重视的，是玛莎‧纳斯鲍姆。纳斯鲍姆现在同时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法学、神学、哲学、古典学及政治学等院系，并主持该大学的人权研究、南亚研究及宪政研究。在人文学界盛行文化特殊论及反普世价值的今天，纳斯鲍姆透过细读古希腊及希腊化时期经典，得出与许多学者不一样的结论。她以“实质自由” 同时间捍卫普遍主义及多元主义，既支持理性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亦不否定文化的多元性及世人对好生活的不同理解，回应了后现代学者对普遍意义的怀疑，也反击了美国保守派对多文化主义的进攻。她的主要学术主张，都可以追溯到她1986年的成名作《善的脆弱性》这本研究古希腊文学及哲学的书。

纳斯鲍姆在希腊悲剧及哲学里读出古希腊人思考的两个基本范畴：运气与技艺。“很多很多年以前，人类在原野上漫移，无力保护自己不受外界的侵害” ，生命随机无常，完全受运气摆布，直到逐渐出现了技艺，人类才在一定程度上逃过了完全的偶然性，生命延续的机率相对提高，多了安全感和可预测性，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生活才得以展开。技艺是运气的对立面的总称。

古希腊人所说的技艺，内容远超过现代人所说的技术、工艺甚至科学，技艺不单是指“筑屋、耕种、狩猎、驾辕驯养动物、造铁、造船” ，还包括言语、书写、创作艺文器物、计算、预测天气、报梦、预言、知识、理论等等让人类趋吉避凶之器和术。一切有助减轻运气对人类的盲目摆布的人类的发现，都是技艺，其目的是帮助人类建立更稳定的幸福好生活，故此技艺也就包括伦理、管理之术和政治，以至稍后希腊化时期将个人修行也视为技艺。

纳斯鲍姆说，亚里士多德曾指出技艺的特性是：普遍性、可教性、准确性、对说明的关注。普遍性和说明性使得技艺能够有系统的以过去累积的经验掌握未来，可教性使未来的进步建筑在以往的成就之上，而准确性确保了前后连贯和减少错误。技艺是与实践智慧、判断力、计划和远见紧密相连的。技艺是可持续的人类智慧。

可是，运气在人类生活中还是会扮演一定角色，不可能被技艺完全征服，而且人们发觉掌握的技艺总有欠缺，善好的人类生活，或叫幸福，常常是脆弱的。人的激情、日常生活中的承诺，以及各自的价值追求都可以带来人间的混乱及矛盾。希腊悲剧作家在他们的剧目中精彩的揭示了人类对善好生活的追求及其脆弱性，西方哲人则向悲剧作家争夺对伦理见解的话语权，试图提出克服善好生活脆弱性之道。从中后期柏拉图到启蒙伦理，强调理性与道德的不假外求，贬抑了情感、身体、运气和客观环境对人的影响，故也引发其对立面的非理性及相对主义。同样的，技艺在现代被分割、窄化和矮化为工艺和艺术，而理论、知识、理性和科技则既被抬举却也被分割，故也出现反科技反理论的反智与浪漫。

纳斯鲍姆的突围而出，一是重塑了古典技艺的完整意义，即作为运气对立面的人类总体可重复的智慧; 二是重温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修正，认为亚里士多德维护了悲剧作家的命题，以脆弱的人类善好生活作为规范性哲学的关注点 -- 包括但不限于亚里士多德视爱情、友情及政治参与为最佳的人类善好; 三是肯定悲剧诗人的信念，即有力的情感包括怜悯和恐惧皆是洞见人类善好生活的源泉，并下溯至亚里士多德对恰当的情感是美德的构成要素这一看法，及希腊化时期思想特别是斯多葛学派对“情感揭示了伦理的实在” 的修正阐释，以确立情感的认知作用和哲学地位; 四是以斯多葛学派的世界主义矫正亚里士多德城邦思想的局限; 五是认为悲剧的发生、善的脆弱性也可能来自我们的懒惰、自私和野心，而正确的行动可带来改变。上述的前三点都包含在《善的脆弱性》一书，而第三点中斯多葛学派那部份与第四点、第五点则在该书2001年再版的新序内有所说明。这是一篇值得一再研读的长序，因为它涉及了纳斯鲍姆方方面面的新观点，包括如何从古典研究发展出她日后的当代政治哲学见解。她近二十多年来出版的大量著作，都在不断深化这些主题。

善好生活意味着对厄运的相对排除及广义技艺包括政治社会制度的到位，在这样有保障的环境，人才能活化、实现、享受作为人本应有的“能力”（capability），才谈得上“善好” 的人生，否则一个人想做好人或独善其身都不行。每个社会、国家，每种文化、文明，起码要做到这点，任何正义的政治哲学和政治制度都应该保证这点，就是让人有实现人的能力的自由和机会，以使人能过上善好生活。上世纪八十年代中，纳斯鲍姆协同后来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用这种实质自由的观念(例如生存免于饥饿、生命免于过早死亡、识字算数、个人尊严、参与政治等)替联合国的附属学术机构制定了一套另类发展观，叫能力进路，有效促使国际社会对发展的定义逐渐由过去仅追求总体经济和数字，转而关心人类本身能力的发展。后来纳斯鲍姆丰富了这套理论的肌理，提出“人类重要能力”清单，指出为人类核心能力提供条件，应该成为任何政治规划的共同底线，不能用文化相对主义或国情或发展阶段为理由而躲避。她列出十项人类共有的基本能力及其实现的必须条件，摘录如下：

一、生命：能活到正常人生命的尽头，不会因为生活质量降低而过早结束生命。

二、健康：包括生育照顾，得到充份营养，有适当住所。

三、身体安全完整：能够自由迁徒，不受暴力攻击威胁，有性满足的机会等。

四、有能力运用感官、感觉、想象、思维：用一种真正像人的方式去感觉、想象、思维和使用理性，培育能写能读懂数学科学等能力，能在言论自由的保护下思考，能有快乐的体验和避免不必要的痛苦。

五、有能力表达情感：能够对其它事情和其它人形成依恋，能爱人和被爱、关心人和被关心，不因恐惧和焦虑而不能发展情感。

六、实践理性：能形成善的观念，能反省自己和生活，这意味要保护良心自由和宗教自由。

七、人际关系：能与其它人一起生活，承认他人，关怀他人，互助，具有自尊、不受羞辱的社会基础等。

八、关心其它物种：共存并尊重。

九、游戏能力：能欢笑、玩耍、享受。

十、对自处环境的主导、a﹒政治的，能有效参与制定自己的公共选择，具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b﹒在平等基础上有顾佣权利，不受无理封杀等。

纳斯鲍姆自己认为这份人类能力清单已经参照了各地方各文化对善好生活的多样化追求，故可说是基本的、最低纲领式的人类生活普世条件。各地的政治制度、社会及生活方式仍可以很不一样，但都必须去保障甚至促成这些基本人类能力的实现，而人们也应以“每一个人类存在者的基本能力都要得到充份实现” 这一要求来评价现存的社会和政治体制。纳斯鲍姆说她的政治伦理是社会民主派的，她虽然批评康德启蒙伦理，却不是反启蒙的，而是“要将古希腊人作为拓展版本的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同盟” 。不过，她的社会正义观无需以社会契约论或功利主义作为基础。她的人类能力论的提出是基于一、细读希腊悲剧、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学说；二、对柏拉图有所批判；三、参照人类的生活经验。这样，从古典学开始到参与国际发展的研究，纳斯鲍姆逐步建构出善好生活的伦理及政治思想，既肯定“个人是目的” ，也强调社群的重要和价值的多样性，守住美德伦理及多文化主义的立场，却可以不同意同样是主张细读亚里士多德的社群主义名家如麦金太尔的反理性及反理论倾向。纳斯鲍姆本人遂成为反击学院后现代派及美国保守派的大将，左右开弓，把后结构女权主义左派学术明星朱迪思‧巴特勒践踏得体无完肤，并无情的批评列奥‧施特劳斯学生艾伦‧布鲁姆的保守派名著《美国精神的封闭》对希腊哲学的误读，同时不放过揶揄施特劳斯另一门徒哈维‧曼斯菲特德反女权主义的著作《男子气》。

从纳斯鲍姆对人类生活基本条件的建构，回顾一下至2008年12月已经六十周岁的《世界人权宣言》就很有意思。该人类里程碑式的宣言当年能够获联合国大会通过，实在是个不大不小的奇迹，而宣言内涵之广，大概也超过今天许多人对人权的理解，因为它所说的人权不单包括言论、宗教等“免于恐惧” 的政治自由，还包括了“免于匮乏” 的经济自由 -- “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障、丧偶、衰老或在其它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可见《世界人权宣言》所理解的人权，是把今天一般所说的生存权及社会保障视为内在于人权的，有别于一些后来的人权批评者以温饱及发展理由来抗衡人权，也不同于自由市场原教旨人士一边高谈人权一边反对社会保障。可以说，《世界人权宣言》当年尝试做的，是以个人权利的进路去建构人类生活基本条件的普世规范。

相比《世界人权宣言》之强调免于恐惧与免于匮乏的人权，纳斯鲍姆的人类能力与善好生活政治伦理哲学并不是建立在备受反启蒙、反自由主义的左右翼人士挑战的权利论述上的。她的能力论在政治及经济自由方面似较含糊，但在其它自由方面更丰满，将个人情感、想象、欢乐、智能、身体和人际能力的实现包含在人类生活基本条件之内，这样的政治伦理哲学似符合更多人的经验及对善好生活的理解，虽同样源自西方，却说不定更容易为非西方国家和文化所接受，一方面人的能力似比人权更近常识而且不可能全盘否定，另方面各地文化都可以在自身找到类似的文化、传统和思想资源。不过，当某一种文化要压抑某一项人类能力的时候 -- 譬如说有些文化不认为男女应该享有同等发挥人类能力的自由 –我怀疑纳斯鲍姆也只得主张以人类能力的普遍性来压倒文化特殊性。

原发在《上海书评》